“可恶之人”是怎么长成的?

作者:浮夸的晓编 分类:心理 发布于:2013-11-27
  若要从怨气的掌握中解脱出来,重要的是要知道生出怨气的关键是对“可恶之人”的固着。可恶之人是我们内心想象出来的不爱我们、对我们不好的人。我们提防来者不善,可恶之人的形象就发挥作用了。除非我们能把它端上意识层面,并且检视我们多么喜欢把别人当作潜在威胁,否则这种倾向就在无意识中进行,不断毒害人我关系。

  可恶之人是怎么形成的?

  小时候我们一切依赖父母,接受母亲照顾,内心形成一个“好母亲”的形象;但没有一个母亲可以和孩子步调完全一致,因此我们同时也感受到一个会忽视、挫折、伤害我们的母亲。

  儿童不能理解为什么父母前一分钟是“好”的——欢愉和幸福的来源,下一分钟又变成“坏”的——痛苦和挫折的来源。只有心理相当成熟的人,才能对他人维持一个平衡形象,将令人愉悦和令人痛苦的品质都包括在内。如果儿童有这种成熟度,他们就能对自己说:“现在我被忽视,但我了解妈妈正在伤脑筋,她负担重、压力大、生活艰难,养育小孩会把她没解决的冲突和需要都引发出来,所以她现在不能对我好。这并不代表她不好或者我不好。”当然啦,如果儿童能够做这种思考,心理治疗师就不必存在了!

  因为儿童完全依赖父母,他们需要视父母是“好”的,若看父母是“坏”的,就会动摇他的安全感,所以儿童通常在觉知里抹掉这令人挫折、伤人的母亲,这个形象便堕入无意识的阴影中(所以童话创造出恶巫婆、坏继母,在男性方面则创造出坏心的巨人和食人魔〔ogre〕)。这是儿童用以保护他们和好母亲——喂养他们、照顾他们的人——的联系,并维持内心平衡的方法。

  任何经验一旦堕入无意识,就展开了自己的生命,犹如地下室的霉菌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扩散。因此,常常打击或冷落孩子的父母,会使孩子产生压抑感,这种感觉最终会概念化为可恶之人——一个不爱你真实面目的人,威胁、伤害你或背叛你的人,万万不能信任。这样一来,可恶之人就在心念的阴影中占了永久席位。

  这就说明了何以亲密关系中常突然出现最骚动、最混乱的经验:两个情人起初沉醉于甜蜜爱恋,才没讲上几句话,就可以翻脸。洋溢新鲜爱意的蜜月光芒怎么消融得这么快,转眼就成了毒辣讽刺和反唇相讥?两个人曾宣称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爱对方,怎么会施以暴力或恐吓,反目得那么突然,好像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?瞬间的反目成仇让许多恋人百思不得其解:对方究竟是冷酷、暴怒,还是双重人格(Jekyll-Hyde)的怪物?最不可解的是,这些暴怒往往只是由诸如迟到十分钟这类芝麻绿豆小事引起的。

  当可恶之人的形象和痛苦的联想突然浮上心头,投射在所爱的人身上,愤怒和责难就爆发了。好像我们内心有一个全时工作的安全警卫,他把通缉要犯的照片挂在墙上,不断扫描环境中有没有这恶客的迹象,伴侣的言行或对待我们的方式只要有一点符合这个人的特征,就触动我们深处的警戒,使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珍视的价值而不惜一战。

  突然之间,我们关心的人变成伤害过、排拒过我们的人:“我早就知道不该信任你。你跟其他人一样。我会证明你这样对我,接下来就有你好看的了。”更糟的是,我们采取责怪和侵略为报复手段,也会触动伴侣的警铃,致使他(她)以防御和侵略回应,结果可恶之人的故事看起来更合理了,冲突由此加剧。

  譬如一个女人一天下来又忙又累,晚上爱人很亲密地凑近她,但她没有照他希望的作出响应,于是爱人就视她为与自己生命中所有没有反应的人一样——从他母亲算起,太沉迷于自己的世界,对他没半点兴趣。于是他突然冷了下来,说了些难听的话。他身不由己地产生这样的情绪,意识不到自己眼中根本没有伴侣,而是由于陈年老伤,将可恶之人的形象投射到她身上。事实上,她也许很看重他,也重视他们的亲密关系,但他现在看不见,因为他让过去可恶之人的影像占据了觉知的银幕。

  怨气变成自行实现的预言?

  一不留神,过去对可恶之人的怨气就一股脑蹦到生命里来。马路暴力是另一个常见的例子。为什么一个大好人在方向盘后面突然变成怪兽?当没有面孔的驾驶人切到你前方,便代表所有不关爱你的人,你按喇叭、吼脏话,让这个人知道你不要再忍受下去了。

  我认识一位心理治疗师,他说过一个笑话:有一个人开车上班,驶入一个停车位,而迎面来的另一位驾车人也盯上了那位子,于是他猛按喇叭,头还伸出窗外,打出不文雅的手势,结果赫然发现他吼的人正是他的心理治疗师。不消说,下午他们想必有一场有趣的咨谈。

  现代战争就如同马路暴力,是觉得别人对我不好而发泄陈年怨气的工具。尤其是科技作战,人对人的接触很少,更可以将可恶之人的形象投射到没有脸孔的敌人身上,将敌人妖魔化。由于一般大众普遍郁积的怨气心态,战争得到广泛支持。人们在那些战争说辞背后的潜台词是:“我不觉得自己重要。我不觉得自己得到适当的认识、尊崇、敬重。我没得到我应当得到的。我真生气,我要告诉那浑球,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上,会叫他好看。”两个国家交战之际,一个民族可能用炸弹、飞弹来弥补深层的无力感、无助感、挫折感,如果一路上溯,这其实植根于内心的创伤。

  在人我关系上,潜意识中可恶之人的形象让人过分放大伴侣之不能齐心同调,并对此反应过度,同时缩小和忽视对方确实爱他们、照顾他们的事实。不满的一方往往会抱怨,受恫吓的一方往往会以撤退来避开强力攻势,丹和南希就是这种情形。

  多年来南希抱怨丹不爱她,而丹为此防卫自己。后来丹从我们的咨谈中学到要多陪她、多注意她。我已经无数次目睹这种情况,退缩的一方终于走上前去面对抱怨的一方,这是美丽新时刻,我深受感动,甚至想:“哇!太好了!他(她)终于甘冒危险走上前了。”但令我失望的是,抱怨的一方简直没瞧见!

  有一次丹对南希柔情有加,但她坚持牢牢抓住怨气:“我不相信!你不过是做个样子,我就不信你出了办公室大门还能对我这样。”她的顾虑可以理解,但她这样讲也等于拒绝丹接近自己,以使她的抱怨有理。

  这是怨气心态可悲的地方:它关闭了爱进入我们的通道,阻断了爱疗愈和再生的力量。我们许多人多少都和南希有一样的问题:“我没有感觉被爱”终于硬化成“我不信任爱,不能让爱进来”。对爱敞开心胸太具威胁感了,我们心里觉得不踏实,于是将自己密封在盒子里。而最后一步是用责怪、非难来掩护情绪的脆弱:“你没真的爱我……你不知道怎么爱……”

  于是怨气弄巧成拙,不但自己对爱关闭,还赶走别人——我们抱怨的对象。南希视丹为可恶之人,觉得他不能全心为她好,引发他产生内心的惊吓:他不值得爱,他不可爱。这带来羞耻和自责,使他更难以对她开放心胸。他在退缩的态势下,难以付出什么,结果他付出愈少,南希愈觉得抱怨有理。同时,丹也将可恶之人投射在南希身上——她就是难搞的人,很难感化。这就是怨气何以一律变成自行实现的预言(self-fulfilling prophecies)的缘由。

  美国精神病学家维米克·沃尔坎(Vamik Volkan)研究这种心态何以在几个特定的种族和国家当中运作,发现那里的人们从历史错误和压制出发,视自己为受害者。沃尔坎用“选择性创伤”(chosen trauma)来形容这种现象,某个族群从选择性创伤的镜片后头看世界,不断巡望来自其他种族的危险和威胁,这使他们产生防卫和侵略行为,由此触发另一种族的恐惧、憎恶以及敌意反应,于是该族群更加肯定当初的看法:世界的确不友善。

  同样的,我们都在圈护我们的选择性创伤——就是没能得到足够爱的创伤。我们编造关于对我们不好、剥削我们的可恶之人的故事,从而产生惧怕、怀疑、憎恨、不信任和侵略性,最终不可避免地推走别人,动摇人我关系,于是再次确定我们原来相信没被爱或不值得爱是真的。于是我们不断加入新证据,一遍一遍在心中重演来自儿时的原始的爱的创伤,告诉自己这个世界真的是没有爱的地方。(文/(美)约翰·威尔伍德)